学生“负担重”的背后

　　事件

　　最近看到好几篇文章，在为我们“纠偏”：国外的教育，尤其是我们一直“推崇”的美国教育，并非“传言”与“想象”中的轻松得不得了，他们学生的负担其实也“相当的重”。

　　这些文章，例举的例子，几乎覆盖了我们谈论“负担沉重”的所有领域，包括书包——美国孩子的书包并不轻，老师甚至认为书包重可以锻炼孩子；考试——美国孩子遭遇的考试也并不少，不但有期中考，还有期末考，平时还有各种考试，升学时除了SAT，还有ACT；社会实践——美国孩子的社会实践是动真格的，参与社区服务的表现，直接挂钩升学；升学压力——在美国，不少高中毕业生依旧追逐名校，而为了能够考上名校，从初中起，就要选择有难度的课程，以增添升学的砝码……

　　所有这些例子，似乎都想告诉大家一句话，今天中国的教育，其实和国外的教育差不多的，大家不要抱怨学生压力大、负担沉重。

　　从表象中看，确实如此。但是，如果仔细分析美国孩子的“负担”，我们发现，这是用我们的教育观念在分析美国的教育现实，得出的是符合我们的教育观念的结果。

　　说书包沉重，要看书包中的内容。我们的书包沉重，是孩子们装了大量的一课一练，一本教科书要配好几本辅导书。而美国孩子的书包沉重(其实也只是部分学校)，却是带了大量阅读书——对于学生的阅读量，美国学校是十分看重的。两相比较，我们孩子的学习，一直在复习巩固所学书本知识；美国孩子的学习，则是在读我们这里不允许学生所读的闲书。即便书包同样重，前者学习的枯燥乏味与后者的涉猎广泛有趣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　　说考试多，要看考试的形式与考试派什么用场。我们的考试多，是教育过程中强调知识记忆的书面考试多，而这些考试，决定了老师对学生的教学态度，与此同时，却是升学考试少，依据学生一次升学考试的分数，就决定学生获取怎样的教育资源以及有怎样的前程。反观美国，不但教育过程中的考试多，而且考试的形式多样，有让学生分组做课题研究，有让学生写小论文；升学考试也多，SAT考试一年举办7次，学生缴一次费可以考3次，这样的考试体系，形成了动态、持续、综合的评价，学生不会为一次考试而焦虑，更不会有我们这里的“分分分，学生的命根”现象。过去多年来，不少学者呼吁，国内应该增加高考的次数，增加学生的考试选择，就是为了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。但是，很多“素质教育”的推行者却片面认为，素质教育是减少考试，或者不要考试。

　　说升学压力，要看升学之外是否有其他的选择。我们的教育，学生除升学之外，选择空间很小，通过其他途径成才的可能性也很小，而且由于社会用人存在“身份”标准，对于学校、学历的追逐，成为整个社会一致的选择。美国的教育，名校自然也是部分学生追逐的热门，但是不是每个家庭、每个学生都卷进了这场争夺——杨福家先生曾说，他认识一个美国大学生，他的SAT(美国高考)成绩够上哈佛，但他却选择进了一所烹饪学院。

　　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、清华、复旦，而技术类、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，但在美国，能进哈佛的学生会选择进厨师学院，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，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元的——在名校之外，学生有更多的成才选择，而社会的用人标准，不以学生的毕业学校、拥有学历来聘用、晋升人才，让学生更关注自身的能力与素质，并依据自身的家庭情况、个性爱好选择学校。
 
　　多元的成才模式、多元的评价标准、注重综合能力培养，这样的教育，会激发受教育者学习的热情，调动受教育者的兴趣，当受教育者有兴趣、热情地参与教育，即便在外人看来，他们“很累”，但是，心中却充满快乐，感觉“轻松”——我一位中学同学在美国生活，他告诉我，很多美国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搞一个个小“课题”，做这些课题，孩子们要到图书馆查资料、读不少书，但孩子们却十分投入，干得很起劲。

　　所谓的减轻书包、减少考试、呼吁学生不要有名校情结，其实都是不关注教育内核，而只看教育外在形式的教育。对于学生来说，教育的沉重负担，来源于教育者不关心他们真实需求而强加的教育，这样的教育，哪怕书包很轻、考试很少，也无法让他们快乐、轻松。

　　关注受教育者的需求、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，这是所有教育一直在探索的问题。近年来，美国教育也不断针对自身的问题，对包括学业水平考试以及大学录取标准等在内的教育加以改革，我们的教育如果仅仅满足于现状，追求教育的“形似”，教育的差距有可能越来越大。

　　程序的错位

　　事件

　　最近随机调查了几十名即将上毕业班的大学生，得到以下结果：35%的被调查者表示大学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考研、专升本，45%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，80%的高职被调查者表示，最后一年将主要在校外实习，只有不到10%的被调查者表示，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大学学业做好毕业设计。

　　询问有关学校，得到这样的回答——本科学校告诉我，“现在考研竞争这么激烈，找工作压力这么大，大学第四学年，学校的课程不可能像以前要求那么严，主要交给学生复习，找工作，何况大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校里、课程上了”。高职学校告诉我，“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，学生就业情况不好，一切都是空谈，第三学年让所有学生都去校外实习找工作，是很多高职的普遍做法”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大学本科四年，变成了三年；高职高专三年，变成了二年。如果再往前推，高中三年，最后一年其实在全面进行复习。整个教育于是变为：高中学两年，全面复习一年；大学本科学三年，找工作、考研一年；高职高专学两年，校外实习找工作一年。

　　从“效率上”说，这样的教育，“衔接”十分紧密。可是，如此的教育，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，更重要的是，让教育偏离应有的方向。

　　拿考研来说，按理，申请读研、报名考研，应该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，可是，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，是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；参加考研，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，这个时候，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只是准学士学位获得者。于是，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名学生因全力准备考研，耽误了大学课程以及毕业设计，学校念其已经被某校录取，而在课程要求与毕业设计中“放其一马”。有的学校甚至为了鼓励学生考研，主动降低正常的本科教学要求，以便学生能在考研竞技场全力以赴。

　　拿就业来说，按理，学生择业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，这样，可以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，但是，学校在每年9月就将公布当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的压力下，无不要求学生从大学四年级一开始(甚至提早到大三下学期)，就认真准备寻找工作，辗转于各人才市场。

　　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取得毕业证，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所以，双方只能签订协议书，而在学生毕业之后，学校还将发给学生“报到证”，以此证明学生的身份，让学生去用人单位报到，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。可以说，协议书、报到证，都是由于就业工作前置而新增的环节。

　　再拿高考来说，按理，高中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学生达到高中会考的标准，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，而此后高中毕业生选择参加大学入学考试、报考大学，事实上，是高中毕业生的个人选择。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考试，而且升学情况好坏，不与高中教育直接挂钩，方可使高中教育能立足高中，而不是一切为考大学而进行准备。

　　把高三变为全面复习年，把大四变为全面考研、就业年，其实压缩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，从客观上说，无法保障大多数学生的高中教育、大学教育——否则，就应该将高中变为两年制、大学变为三年制——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教育程序错位，在于教育导向的偏差和大家对教育功能的误读。

　　目前的教育导向，在基础教育是“升学”，升学是压倒一切的教育任务；而在高等教育则是“就业”，就业是教育的“生命线”。这样的教育导向，就会引导基础教育围绕“升学”来安排教育教学，引导高等教育重视职业化、功利化、技能化的教育，而忽视非职业化、非功利化的教育。

　　同样，对于教育的功能，大家的共识不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受用终身的学习能力、思维能力、价值观念，而是能升入好学校，能找到好工作。那些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升学、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学校，就越容易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，而学校为升学、为找工作而采取的各种“挤出其他教育”的措施，也往往得到一致喝彩——受教育者会认为，“学那些无用的功课有什么用!”——这又将促使学校在强调升学、强调就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不关注升学与就业，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将很难有生存的舞台，但是，教育不能因为升学与就业，就彻底功利化。功利化的教育，在短期可能会满足受教育者的功利需求，而从长远看，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“有名无实”，缺乏与身份相对应的能力与素质，由此影响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。受教育者对此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，不要认为学校拿出一年时间来给你找工作、复习，就是对受教育者的关爱，你会发现，今后要花很多精力来弥补这一年时光的差距。这也是导致大学生供给数量多，而用人单位无法寻找到合适自己人才的重要原因。

（摘自熊丙奇《教育熊视——中国教育民间观察》东方教育出版中心 2008年7月版）

原文载于《文汇报》2008年8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