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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象上海教育——在教育局工作的日子里(1)
作者:王厥轩    文章来源:中国青年报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09-4-15

  王厥轩老师是上海市一位资深的教育专家。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,历经上海市教育局办公室、市教育局调研室、市教卫办政策研究室、市教卫办智力开发研究所、上海教科院高教所和普教所、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七个岗位。他起步就在领导身边工作,又多年担任各个岗位负责人,这样的经历,使他的视野开阔、眼界较高。应《教育参考》编辑部之邀,王厥轩老师把他亲历的许多重大教育事件,所接触到的众多上海教育界著名人物,以散文的笔触娓娓道来,从中勾勒出近30年上海教育改革发展威武雄壮的历史画卷,梳理出各个阶段富有上海特色的改革路径,细绘出光彩夺目、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。

  作者向编辑部提出一个请求:由于是亲历亲见,一定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;记录当时人或当时事件的历史原貌,也只能采用几个侧面或讲故事的形式,难免有主观的评价和判断。因此他请求读者在阅读文章时,能不能给予作者一点宽容:即说的只是一家之言,倘有失偏颇之处在所难免。但他力求每篇文章都讲真话。

一、在教育局工作的日子里

  (一)从一位师范生到市级机关干部——兼谈七七届大学生

  我是1982年2月5日到上海市教育局报到的。记得很清楚,机关应当是8∶30上班。我是8∶00不到,已经跨进了陕西北路500号大院。眼前的景色一亮:一座教堂被整个的爬山虎围裹着,满是枯藤,而一到夏天,大约这里会是青藤爬满。走近一看,上书“西摩教堂”,建于1929年。沿着院内小路前行,一座红色的三层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下,大院内的右侧,有着一幢两层的小楼。透着神秘感,初次乍到,我不敢贸然进去。大院的左侧,是一幢我很少见到过的小洋楼。墙壁红砖中镶着白条,显得特别庄重,整座洋楼透出一种威严。“这大约是我要报到的地方”,“它是上海教育系统的最高权力机关”,我自言自语地说,内心充溢着一种神圣的感觉。此时,不知怎么着,脑中会跳出一幕一幕的情景:三年自然灾害的1962年,我因肚中饥饿,突然上课时晕倒,一位名叫尤工的才20多岁的语文女教师,背着身高接近1.70米的男学生,步子蹒跚地往新村走去;十年动乱,家中遭到毁灭性的抄家,一家三口依赖29元钱艰难地生活;1977年我考上大学时,老母噙着泪水,喃喃地说,我们一家翻身了……画面一幅一幅出现,突然眼前又显现气派的洋楼。我对着这座庄重的洋楼轻声地说:到这儿来,我就是好好来工作的。

  我被分配到市教育局办公室当秘书。当时办公室主任是曹余章,副主任是樊超烈。还有一位秘书沈勉荣是位科长,他虽然学历不高,但文字功底不错。据沈勉荣告诉我,他一年发的简报要170多份,光教育部转发上海的要达到三分之一左右。每说到这些成绩,他的脸上总会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喜悦,我听了很是羡慕。不过,沈勉荣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。这时我才知道,我是来接替他的位置的。室内还有一位女同志周玉桂,是内勤。她承担办公室的信件处理、会务安排和各类杂事,非常辛苦。

 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市教育局,大约一共有十多个处室,人员加起来百把人。当时的体制是上海所有的初中以上校长任命,都是由市教育局局长任命的,上海初中以上学校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(比如学校撤并、学校之间的纠纷),也都是由市教育局局长处理的。应该说,在这种体制下,人员还是很精简的。我记得的处室是:教育局办公室、党组办公室、人事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师范教育处、教学处、普教处、幼教处、中专处、工农教育处、成人处、体卫处、德育处,其他的处室,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当时《上海教育》和《少年报》报社也在500号大院,这两家宣传喉舌是直属市教育局的,但编制不属机关干部。

  当时,局办公室、普教处、教学处是大处室。教学处人多一点,大约有30至40位,各个学科的教研员统领着全市的教学研究与教学指导,保证上海中小学的教育质量。而局办公室与普教处,也就十几人或20多人。一般是一位正处长,一位副处长,两位科长,其他都是科员。要想从科员升为副科长,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。至于体卫处、德育处、幼教处等,都只有2至3个人,直接指导一个系统,工作量是很大的。

  市教育局办公室分为几大块:局长办公室、办公室、外事组、信访组、图书管理组、打字组、后勤组等等。我记得局长办公室是史国明和韦高安,当时都只有20多岁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安排局长办公会与局务会议,安排局长的工作日程和处理写给局长的信。一般是上午8∶00多上班,晚上8∶00多还难以下班,工作非常辛苦。办公室主要是处理文字和对外工作,比如,编写各处室和基层学校发来的简报;代表市教育局统稿、发文;起草市教育局局长的工作报告;参加局长办公会和局务会议,然后编写会议纪要;跟随教育局局长到基层学校蹲点、调研、总结经验,等等。当时,我已经33岁了,但由于自己相对年轻,我总的感觉是工作虽辛苦,但比局长办公室的两位秘书有劲,他俩一天十多个小时不能动,而我相对自由多了。外事组当时有3个人,我记得是蒋福良、杨国顺和孙宏,由于那时教育处在百废俱兴时期,而外事组又正好在我们隔壁房间,我经常看到他们三个人,一会儿接待日本代表团,一会儿接待英国代表团,跑进跑出,非常忙碌。信访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,名叫应文静,当时也只有20多岁,差不多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市的方方面面人士,也不见她停过。图书管理员是两位,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叫吴恒基,一位叫薛华胜,她俩现在都已退休。据我所知,当时市教育局图书馆的教育档案在上海、甚至在全国都是比较齐的。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地查教育档案的人不少,吴老师温文儒雅,谈吐很有分寸;薛老师耳朵有点背,但办事思路很清、很干练。她俩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。后勤组包括驾驶班、食堂工作人员、500号大院的管理人员,也就是2至3个人。我到市教育局工作不久,一位叫张文碧的同志也调到市教育局,他抓后勤。人事处的同志告诉我,张文碧是来自空军部队,是一位团级干部。张文碧同我差不多年纪,我们是一个党支部,后来彼此很谈得来。打字组是两位女青年徐达琴、何艳琴,当时也就18、19岁。教育局的文字量是非常大的,只见她俩从早到晚,头也不抬一个劲地打字,星期六、星期天差不多都要加班,从来也没有听过她俩有半句怨言。还有一位是收发信件的,名叫祝连根,他也是从部队转业的。据说现在也退休了。市教育局的信件,是一麻袋一麻袋装的,要收发到每一个处室,有时急件要直接到市局去发,也见到他跑进跑出。市教育局办公室是一个很温暖的集体。

  由于我在市教育局工作,职务升得很快。大约9个月的时间,我已经被任命为副科长,大约一年半时间,被任命为科长。当我被任命为科长时,办公室主任曹余章调上海教育出版社当社长。这一时间升得很快,我猜想教育局领导和办公室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,自己也是比较努力的。

  说到职务升迁快,很有必要把事拓开去,讲一讲七七届。我一直觉得七七届是很值得研究的。七七届有这样几条是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的:

  其一,在中国教育史上,汇聚了十多年时间才出了一批大学学子,这是教育史上少见的。一是从“文革”开始到粉碎“四人帮”,大约11年时间。其间只出现过工农兵大学生,而正规的通过高考入学的,七七届是第一届。当时全国参加恢复高考的达1160万人,而被录取的大学生仅40万人。大学录取比例29∶1。这样低的大学录取率,标志着这一届的大学生集聚精英,其质量非常之高。二是七七届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大多数学生都是仓促应考而一举中的。据说,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提议是在1977年的夏天,而教育部正式把这件事办下来已经到了秋天。当这个消息正式传到广大考生,基本上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。我记得,当时我正带领学生去川沙学农,工宣队员打电话告诉我,“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日子,我们替你把名报了”。这样,我从复习到参加高考,仅两周时间。仓促应考而一举中的,表明七七届中许多同学基础打得很好。回想起来,当时高考题目很简单,以语文为例,一是修改病句,一句一分,共10句,一是写一篇作文,满分是100分。我后来了解到高考语文我得了91分,据说全市语文90分以上的共50人,最高的是93分。这个事例表明,高考题目不一定越难越好,不一定追求区分度。当然这是后话,这里先打个伏笔。三是七七届的学生,从年龄上分是三个层面:一批是考进大学已经是30岁或30岁以上的,他们大多是老三届高中生,包括六六届、六七届、六八届高中学生;中间一批是25岁至30岁的,他们大多是老三届初中生或七○届的中学毕业生;还有一个层面是25岁以下的,他们以应届学生居多。当时上海师大校园中有一个故事:老师和学生同在一个班。其实我的经历也差不多,我当时教的学生是七八届,我是1977年12月进校的,我教的学生是1978年9月进校的。在校园里,我经常看到自己的学生,他们叫我王老师,我的脸也给他们叫红了,我请他们别叫了,我说我们已经成为同学了。这种原本师生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学习的情景,估计不仅中国教育史而且是外国教育史,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  其二,七七届大学生有理想、有追求,抱着“读书报国、知识报国”的信仰读书,怀着“把‘四人帮’损失的时间抢回来”的强烈使命感读书。这一届的学生来源,基本上来自工人、农民、插队知青、返城知青。当时,上海返城知识青年有100万人左右,以六六届高中而言,有这样一个现象:1968年毕业分配时,当时留工矿的,参加高考的比较少;而从市郊和到外省市插队的,报考者就多一些。俗语说,逆境成才,由于境遇不好,所以许多人参加高考了。倘若留在工厂的同学也参加高考,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能录取。

  考进大学的同学,求知欲非常强。上课时用心听讲,认真记笔记;下课后,不停地问老师问题。许多老师非常喜欢这一届学生。现在回想起来,倘若把这些情景用照片拍下来,师生之间的眼睛都充满着喜悦之情。每到晚上,图书馆、阅览室、阶梯教室、上课的小教室都挤满了人。晚上灯火一片通明,尤其是一批年龄比较小的同学,他们在一批大同学的影响下,拼命地读书、求知,经常是晚上11至12点钟回到寝室,星期六、星期天不回家继续攻读,这种情景十分普遍。讲到这里,有必要插一段故事:当1995年我到教科院高教所担任所长,大约在寒假刚放假之际,我乘着一辆小轿车到上海一些大学校园逛了一圈,发现除了复旦大学的校园还透着星星点点的灯光,在许多大学几乎是漆黑一片。此情此景,我真的是十分感叹。

  往深层次想一想,七七届学生是怀着比较高的理想和信仰在读书,他们承继了中华民族精神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感情在读书。因此,当要求他们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时,他们首先是选择了为国家和民族读书,其次才想到为自己的命运而读书;而现在的一些大学生,我认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上想得多一些,而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时想得少了一些。境界、品位、态度、情感、意识的高低,决定了读书的境界也有了区别。它不仅决定了一时的高下之分,也许决定了一辈子之间的不同。

  其三,七七届学生的质量之高,也与高校教师扬眉吐气,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交给学生的精神境界相关。现在再细细回想自己做学生的日子,当时不仅是学生处于一种拼命追求读书的状态,其实每一位教师何尝不是处在非常兴奋的积极境界。许多老师都回忆自己在“四人帮”统治时受压抑的悲惨遭遇,倾吐自己翻身后遇到这样一批好学学生有着使不完的劲,畅谈自己要把过去损失的时间补回来,共同为报效祖国好好工作。这种情景,每一位七七届学生都能讲出许多感人的故事。这种师生之间和谐相融、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,也许在国际教育史上都是少见的。

  回想我读书时的上师大中文系,师资力量是很强的,教现代文学是陈翰、诗歌是任钧、现代汉语是张斌、唐诗宋词是马茂元、古典文学研究是陈伯海、外国文学是陈伯通、“郭沫若研究”是陈永志。他们向学生播撒阳光,而学生也永远记住了他们。许多学生用努力的工作、辛勤的汗水和出色的成绩,向老师报告每年的喜讯。
 

原文载于《教育参考》2009-04-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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