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家杂志转来了一些读者来信，要我对应试教育的加剧谈谈看法。我不是很想谈这个话题，因为我对此已经开始厌倦，可是也感到回避不了这个话题，所以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写出来，算是对读者的回答。
高考恢复30年了，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，这个制度还将继续发挥作用。由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和不断发展的需求形成新的矛盾，我国基础教育面临发展中国家都遇到过的阻碍，又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，这种矛盾越来越严重，应试教育的弊端开始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，高考的改革也势在必行。
1．教育教学变质了，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
现在再来讨论教育的本质，似乎多余。什么是教育，定义简约明白，然而一遇现实问题，便缠杂不清。现在，凡有独立思考意识的教师往往很痛苦。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，既让学生得到应有的教育，也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发展，生命价值得以实现，这是我们热爱并选择这个职业的思想基础。教育，是为了人的发展，为了民族的未来，如果我们所作所为与此相反，那就是在毁灭未来。面对教育现状，我们不得不痛切地问自己：我们究竟在做些什么？！
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，曾有高二学生家长要求学校不要循序渐进地教学，直接讲高考，被我们传作笑谈；可是今天提出这种荒唐要求的人已经不再是外行，而是教师和校长！有些学校高一起就做高考卷，称为“教学高考化”，这既说明一些人的无知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现行的高考命题及形式是有问题的。
同样，学校也不像学校。我在某市听到有校长津津乐道所谓“军事化管理”。叫“军事化管理”，可能还不够准确，某省有校长干脆称自己的学校是“模范监狱”。——这就不要多作解释了。每天十多个小时的“强化训练”，每个月只放一两天假，每个月有“月考”（近年还有“旬考”），学校不上体育课，班级成绩排名次，成绩跟不上的学生须强行补课……凡此等等，在中学早就不是新闻，教育界习惯了，这是因为社会接受了，群众认可了。所谓“辛苦三五年，舒服一辈子”，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，就是“群众满意的教育”。
但是，这是不是对民族负责的教育？面对这个问题，在我们教育界，人们往往闪烁其词或是相视而讥，更多的人则掉过脸去。
有位老教师在研究了现行高考的一些模式后说，随着应试教育的发展，教师的作用反而越来越小了。如果学校不用教师上课，雇一些保安、民工来监督学生学习，让他们死啃各种“教辅”，每天15小时做题，逼学生自学，也未必对付不了某些科目的高考。某市有所名校就请了一批复员军人当晚自习监督，每班一名，强制管理，学生不敢说话也不敢离开座位。校长认为他们比教师管得还要好，价廉物美。
某教育杂志的编辑来信说，有些县市教育部门派专人在各地收集高考信息和资料，人家做什么，他也做什么。违背基本的教学规律，怪事笑话也就多起来。其中有一条经验是“多背书”，特别是文科教学，以背为主。这个“以背为主”当年在一些县市流行过，教师公然宣称：死记硬背，除了定价，其他内容文字都要背下来。这种教师其自身思维和判断力已经有缺陷，站在讲台上，怎能不误人子弟？
我作为教师，深知出现这样的现象，责任并非全在教师，可是如果教师放弃对问题的思考，则难辞其咎。
教育变质，学校堕落。现在的学校，“上面要什么，它就有什么”。比如，有关部门要求开展研究性学习，可是学校早就实行全面的应试教学，根本没课时，于是就组织造假，鼓励暗示学生抄袭，一时风气大坏。在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公开支持（或者施压）下，有的学校干脆挂出全面追求升学率的战旗。这些人物把应试教育鼓吹为“人民满意的教育”，然而他们自己并不糊涂。教育界有这样的现象：一些竭力鼓吹应试模式、把升学率当作政绩的校长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子女转到国外去读高中了。
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，和30年前相比，高考各科考试的难度加大，“考点”变得繁杂细密，但是这些并没能有效地促进学科教育的发展。比如，对比30年前的语文高考卷，今天的语文高考试卷让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望而却步，可是民族语文素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，经历了高考、上过大学的许多人的阅读和写作仍有困难。这些，有可能在今后的岁月让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反思。2004年，所谓“南京高考之痛”风波后，我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，如果在未来的反思中我们猛然醒悟，“当时以为没有任何办法了，现在想想还是应当有办法的”，那么这一代教育工作者有可能是历史的罪人。
2．教师的地位在下降
目前的应试教育造成教师地位的下降，教师在应试教学中逐渐失去精神追求的同时，其专业水平也在下降。
执行国家的素质教育方针，研究学科的课程标准，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，以教科书为依托，认真上好每一节课，作业适量有效，能让学生感受学习的愉快，到高三毕业阶段，指导学生系统地、有成效地复习，迎接考试——这是正常的教学，用这样的方法，学校把无数青年学生送进了大学，也让他们在未来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一些学校至今仍在坚守这样的理念，在应试教育猖獗的环境下，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，尽可能地发展他们的综合素质，力争用较小的代价，让学生取得较好的成绩。
上世纪80年代，针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，已经有过争论。当时主流意见是：“片面追求升学率”不妥，“单纯追求升学率”更不妥，这些都是违反教育本质的。没想到现在已进入“全面追求升学率”的时代了。我记得一位年近耄耋的教育学家那悲怆的话语：我一辈子研究基础教育，没想到教育弄成这个样子！
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一种意见：如果评价机制能客观地对待教师，应试教育也许不会发展到这种不堪收拾的地步。目前，在教育部门组织的一些评比和奖励中，公开注明教师任教班级的高考成绩是最重要的测评指标，可以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当然，作为对教师业务能力的全面考评，高考成绩也应当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，一个负责任的教师，在育人的同时，也要为学生的未来考虑，不会不关心学生的实际利益。可是，当这项指标的权重高于一切时，教师原有的教育理想、精神追求和他的幸福观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现在，各地出现了一大批“职业化的高考型教师”，这个命名也许不够准确，但确有一批优秀的教师长时期地陷入了高考的泥淖。这些考试型的教师在他们拼命工作的同时，也使学生永远地丧失了学习兴趣。这样的教学还有什么乐趣呢？我的一位老同事感慨地说，我不会接受学校的返聘，这样的日子多一天我也不想干，这已经不是我投身教育事业时的那个教育了。
“吃高考饭”的教师越来越多，可是学生的高考成绩未必能代表教师专业修养，这一点已经为现实所证明。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，有些教师专业水平并不高，也不大愿意读书研究问题，可是举止做派很“牛气”，何以如此？很可笑：他带的班高考成绩比其他班高出了两三分。说这些教师是靠高考吃饭的，一点也不夸张，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风气。有位学生参加国际计算机比赛获得金牌，很多教师都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“业绩”，提前晋级或是获得了荣誉称号。可是那位学生私下说，真正帮了他的是父亲，因为他父亲是计算机专业教授，水平比中学教师高得多。现在有学校出钱买有可能考高分的高三学生，是为了出所谓的“高考状元”。在一个地区，只要有一个学生高考成绩全省第一名，表功者总有一群。
热衷于这样的事，对其他事也就没有了兴趣。目前学校教学研究的风气不浓，即使是高考，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也没人关注。以语文学科为例，高考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，这样的高考形式对母语教学会有什么影响，会不会造成社会对母语学习的误解，这种高考如何改造，如此等等，都是中学教师应当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不去研究，只会发牢骚，母语教育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，教师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发展。
教师的社会地位下降，也在于自身思想混乱，随意玷污教育教学工作的价值。2004年秋天，我就所谓“南京高考之痛”讨论发表看法，我认为，社会各界应当重视青少年的精神需要，他们希望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渴望得到什么样的发展，应当听听他们的意见。文章刚发表，立刻就有教师“代表全国的中学生”回答：“学生希望的就是考上大学！”——如果全国的中学生都愿意让这位教师来“代表”，那也许更能证明应试教育对师生的摧残，什么责任呀，未来呀，对民族负责呀，就在这种貌似“捍卫学生根本利益”的幌子下全都消灭殆尽。这样的教师，能从事“对民族负责的教育”吗？
中学教师要重视建立自己的专业背景。但随着教师的专业水平下降，“多耗能，低效率”已经成了职业特点。一个人的职业生命是有限的，我们能给学生留下些什么？我们又能给自己留下些什么？商友敬先生曾撰文谈到，目前教书的教师自己读书不多，是因为三种情况，一是没有时间读，二是“不需要读”，三是不想读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个“不需要读”。我想，那些献身应试教育的教师对此可能有特别的体会。指导学生对付目前的高考，真的不需要很高的智慧（因为许多很有智慧的人对付高考不一定有办法，考得好的学生也未必是聪明的学生），而付出的代价，于学生而言，是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时间，于教师而言，则是耗去了生命并丧失了提升自我的机会。教师具备丰厚的文化学术知识，教学中才有可能有所发现与创新，学生也才能在学习中得到更多的启示。以语文教学为例，当前不少语文教师对本学科的性质、对学科教育的发展了解还不够，他们至今不能适应已经开始的课改。语文教师应了解语文教学的历史，加强本专业基本功的养成教育，为构建自己的知识和学术背景而努力。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，教师应当比较熟悉；对本专业新的理论与探究发现，他应当保有浓厚的兴趣；对教学中出现的有价值的问题，他能有深入的思考并有可能去研究……这些事，是教师的“正业”，这条路，是教师的“正途”。而当今“务正业”成了另类，“正途”上人迹稀少，这样的现状，难道不可怕吗？
3.形势并没有好转的迹象
针对应试教育的日益猖獗，教育行政部门可能有点束手无策，所出台的一些措施往往无济于事，或是杯水车薪，或是抱薪救火，经常成为应试派的笑柄。而理论界也疏于（或怯于）研究现状，教育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，使基础教育改革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媒体经常地给应试教育火上浇油，社会仍旧不断地在批评学校，但是把教育落后的责任归于教育界，实在是打错了板子。比如，农村少年儿童辍学率高，清华大学的刘海洋硫酸泼熊，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杀人，家长没钱给孩子交学费而自杀，等等，全被说成是教育的失误、学校的责任，而社会因素却被忽略了。如现今一说到教育乱收费及教育腐败，就把学校和教师说得很不堪，可是现在广大教师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我到过一些还不算贫困的地区，看到不少教师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，在当地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，有的生了病只能等死。由此想到，现在需要对中国教育状况作出全面的正确的判断，否则就无从改革。我对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同行深表同情，对他们教学观念选择的“不得已”表示理解，我不敢苛求别人和我一样思考，但是，生活中即使看不到光明，内心也应当有一盏灯。
说了这些，我知道很可能也是“白说”，但是，作为教师，我应当对自己的职业负责。
原文载于《教育参考》第2007－10期 |
